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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反邪教治理工作的法律依据与治理效果
2016-06-28 08:24:33  来源: 凯风网  作者: 成中平  

我国反邪教工作已经进行了十七年,从国际反邪教的惯例上看,反邪教立法和法律上的依法治理是反邪教工作的重要环节。就邪教本身内在发展规律和固有特点来看,各国在预防和处置邪教的方式方法上有共通之处,但各国因历史文化、立国理念和价值观等观念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反邪教育转化工作法律模式,这种法律领域内有冲突表现的、又比较相左的两个例子当属美国和法国,二者形成了各自具有鲜明特色的反邪教治理工作的法律模式。

一、国外反邪教治理工作的宪法依据

众所周知,法、美两国有一些明显的根本相似之处。它们的宪法中包括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份人权文件:法国《人权宣言》以及美国《权利法案》,而且都现行有效。这两份文件的起草都在1789年后半年,相互间前后只隔了几周。构成这两份文件基础的人权预设,如今仍在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中和包括基本国际人权的文件里,都是公认的规范。

此外,法美两国宪法中有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传统规定。法国宪法关于政教关系的规定体现在法国《1905年法案》第1条、第2条和《1958年宪法》第1条。这两部宪法都体现和表明法国是一个“非宗教的共和国”,表明法兰西共和国是根据政教分离原则成立的,而不再像1789年那样,国家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美国宪法对政教关系问题的规定共有两条,一条在正文,一条在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正文第六条第三段的规定实际上说了公职人员可以有宗教信仰。1791 年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条实质是,国会不能立法干涉宗教自由,政府对教徒基于其教义和信条进行的宗教实践,原则上是不进行干预的。可见,法国宪法展示给我们的是某种程度上为了世俗利益而分离,为了某种宗教不再成为国教控制政府而分离;美国宪法展示给我们的是美国式政教分离为了宗教利益,为了保护宗教信仰而分离。

二、国外反邪教治理机构的法律依据

尽管欧洲有着悠久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邪教团体制造的极端恐怖事件发生,为阻止邪教制造的悲剧再次发生,是否需要制定特殊的政策或者法律来应对,国外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回应。

欧洲不少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严密监视邪教活动。瑞士也在2000年设立了监视邪教活动的信息中心。1998年10月7日,共和国总统与总理共同签署了一项法令即 98第 890号法令设立了“反宗派部级代表团”(也有翻译为“打击治理邪教部级委员会”,简称MILS),这一法令源于1995年12月公布的法国国民议会报告中的一项法案。2002年,变为“监视、对抗邪教行为部级代表(MIVILUDES)”。在比利时,联邦议会和地区议会均成立了反邪教调查委员会。奥地利成立了“关于宗派的信息与记录中心”进行警示宣传,德国和奥地利采用了类似方式。另外在反邪机构设置方面,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个最新发展是“基于保护公共秩序的需要,允许反邪机构存在”。 国外尤其法国官方反邪机构名称的变化说明法国政府在不断调整其对待邪教的重点和范围,对待邪教的方式和策略上已不限于仅仅是调查和观测,而是在不断加大对邪教的防范和打击的力度,在为反邪教治理工作提供间接的法律支撑。

国外民间反邪教组织法律性质属非政府组织,在国外不论注册登记与否都不受限制,注册登记上也没有障碍,成立比较容易。法国有“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简称UNADFI)”和“反对精神控制资料、教育和行动中心(简称CCMM)”等,1996年4月30日,法国“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被有关法律认定为公用事业团体。类似的组织俄罗斯有“俄罗斯宗教与教派研究中心联合会”;日本有“奥姆受害者协会”;美国有“美国家庭基金会”(AFF)、“公民自由基金会”(CFF)、“反宗派运动( ALM)”、“对抗宗派运动(CCM)”、“宗派预警和信息中心(CAIC)”、“宗派观察(CO)”、“信仰防伪计划(SCP)”、“美国宗教信息中心(ARIL)”、“把我们的子女从‘天父儿女’解放出来的父母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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