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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反邪教治理工作的法律依据与治理效果
2016-06-28 08:24:33  来源: 凯风网  作者: 成中平  

三、国外反邪教治理的法律依据

2001年5月,法国通过法律《对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加强预防和惩治法》(简称《反邪法》,又称《阿布-比尔卡法》)。同时,该法律还允许反邪教挽救工作组织、国家认可的社会公益组织代替受害者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规定对邪教犯罪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和司法机构可对邪教组织进行取缔。这些规定一方面以法律形式表明了法国官方对待反邪教治理和挽救工作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也为反邪教挽救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比利时、卢森堡随后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颁布了涉及滥用弱势群体的法令。

美国宪法中有关宗教问题的表述是美国对待宗教和邪教最主要、最根本的法律基石,这也使得美国宪法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反邪教方面立法和专门官方反邪教机构存在的可能性,使得美国反邪教育转化工作开展和立法处于不利地位。美国“程序解除”之父帕特里克先生因程序解除活动多次站在审判的控告席上,一些刑事诉讼指控帕特里克绑架和非法监禁因而构成重罪,帕特里克本人也因此而被罚款和监禁。另外在国外反邪教治理和挽救工作发展的鼎盛时期,美国,1981年,纽约(New York)提出了“程序解除法案(Deprogramming Bill)”,1982年,堪萨斯(Kansas)提出了“程序解除法案(Deprogramming Bill)”, 1985年,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提出了“监管立法(conservatorship legislation for 1985)”,但是最后立法者使非自愿性的程序解除合法化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史上最大的反邪教挽救工作机构------警惕邪教网络------也因邪教人员的恶意诉讼,在“斯科特案”后破产,最终被“科学教派”收购。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反邪教法律过于绝对性而走入极端所造成的。

四、国外反邪教治理工作的法律治理效果

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由于较好的法律政治环境,反邪教挽救工作活动范围和职能进一步扩大,对邪教组织呈进攻态势。如法国的“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全国联合会(简称UNADFI)”成立之初的经费是依赖自筹或社会捐赠,1996年4月30日,开始由法国政府直接补贴。1994年6月30日,应UNADFI的要求,在法国巴黎创立了“伞状”反邪教育转化组织“欧洲宗派主义研究和信息中心联合会(简称为FECRIS)”,它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组织,该联合会主要是服务和保障其他团体调查欧洲的邪教或类似邪教组织。FECRIS成立之初有来自欧洲10个不同国家的代表,现在发展到了包括25个欧洲国家,5非欧洲国家,协会成员58个。自2003年起,法国政府给FECRIS提供资金支持。2005年3月,欧洲议会授予FECRIS大会谘询地位。2009年,FECRIS被联合国授予“经社理事会特别咨询地位”。又如加拿大“邪教信息组织”得到了魁北克省政府的资助,1990年成为法、英双语慈善机构,成为北美唯一得到政府资助的反邪教挽救工作组织。

反邪教治理和挽救工作发端于美国,相对来说比欧洲起步要早,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比欧洲困难得多,总体来说,美国反邪教挽救工作呈萎缩态势,采取了一种保守严谨和呈防守态势的发展策略。美国“家庭基金会(简称AFF)”,2004年,更名为国际膜拜团体研究协会(简称ICSA),虽然目前依然存在运行,但却始终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争取稳定的财政支持也一直是该机构四大目标之一。该机构也开始将注意力从救助实践逐步转向学理的研究。

总之,不同的法律环境和治理效果,使得邪教发展在不同国家出现了迥异分化。美国赢得了“邪教王国”之名,邪教组织有增无减;而在法国等一些对邪教采取严厉法律措施的国家,邪教数量呈现下降。这也许才是国家在司法层面上进行反邪教尝试而给我们留下的最大和最直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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