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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时代我国邪教治理的若干对策
2016-07-26 08:22:02  来源: 中国反邪教通讯  作者: 欧阳梓华  

二、 新技术时代的我国邪教治理对策

我国一贯重视反邪教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管理规定》等网络信息管理法律法规的实施,为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依据法律规定先后取缔了“一贯道”、“呼唤派”、“被立王”、“主神教”、“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使上述邪教组织在国内的组织体系被基本摧毁;各地组建了反邪教的专门机构,建立了为数不少的反邪教网站、网页,开展了网络“三俗”内容集中整治等专项行动,并积极加强反邪教专业队伍建设和对受害信徒的帮教工作,有效遏制了邪教势力的蔓延。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反邪教举措还存在着立法层级较低且政出多门,反邪教文化建设滞后,对非传统宗教的管理模式单一,群众自发抵制邪教的程度较低等一系列问题,不适应新媒体时代反邪教工作的需要。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发生的一无辜群众因拒绝给手机号码而被6名“全能神”邪教信徒活活打死的血案,再度唤起了国人对邪教的警觉。

笔者以为, 当前我国反邪教工作,应当充分研究当下邪教活动的新情况、新特点,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治理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着力。

1、 加强反邪教立法工作。法律是抵御邪教的有力武器。从法律上确定邪教性质并进行依法打击,是防止邪教泛滥的根本途径,也是发达国家治理邪教的通行做法。邪教的教理是对现代科学与文明的公然挑战,也是对社会和人类道德的肆意践踏,邪教组织的活动严重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危害公民身心健康、公共安全和国家稳定,其社会危害性堪比恐怖犯罪,远大于故意杀人、诈骗等一般刑事犯罪。笔者以为,当前我国治理邪教的法律法规政出多门,且对邪教违法犯罪的处罚较轻,难以从根本上对邪教进行防控。加强反邪教立法,应建立健全覆盖刑事、民事和网上、网下的配套衔接的邪教治理法律法规体系,重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①根据邪教违法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区分教主、其他骨干分子和积极参加者的违法犯罪情节,对刑法第300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条款做出修订,同时增加财产刑和对境外邪教组织成员来华传教及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处罚条款;②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内容,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信息管理法》,全面规范网络社会的行为规则,为开展网络反邪教工作和净化网络环境提供法律保障。

2、 加强网络反邪教文化建设。开放的网络把世界联系在一起,不同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在互联网上碰撞交融。在这里,西方国家大力宣扬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输出价值观念,实行“文化殖民主义”;邪教组织、民族分裂组织等各种反华势力则积极与我争夺民众,故加强网络反邪教文化建设,既是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图谋的现实需要,亦是防范和遏制邪教势力进一步蔓延的务实之举。为此:①要加强“红色”网站建设,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富有特色的思想政治网络教育平台,大力宣传科学的思想、先进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爱国精神、法治精神和敬业精神,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信息占领网络阵地,使邪教组织的歪理邪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燎原之势下不攻自退;②要在中国反邪教协会的主导下,以中国反邪教网为基础构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反邪教网络体系,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报道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揭露邪教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本质,通过与邪教组织展开针锋相对的网上斗争,实现以正压邪,以正祛邪,将邪教组织排挤出网络空间;③要以整治网络“三俗”文化为契机,积极开展网络邪教专项整治行动,关停邪教组织建立的网站、网点,严惩从事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邪教分子,最大限度地净化网络环境;④要建立一支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网上反邪教工作队伍,通过发表评论、跟帖等方式与网民进行自由自主地交流,实现解答网民疑惑,传播科学思想,解读政策法规,引导网上舆论的目的;⑤加强互联网行业和网站工作人员的自律机制建设,进一步强化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使之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自觉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自觉抵制各种不良信息的传播行为,从源头上切断邪教组织的传播途径。

3、 加强对非传统宗教(或新兴宗教)的分类管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国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各种非传统的宗教组织会不断涌现,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加以打压,其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导致宗教活动向地下发展,不仅不能赢得各阶层民众的充分信服,还可能招来“干涉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责难。因为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其可以选择信仰宗教,也可以选择不信仰宗教,可以选择信仰这种宗教,也可以选择信仰那种宗教,只要其宗教信仰不损害国家利益,不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不带来人身和财产的直接损害,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非法剥夺。加强对非传统宗教或新兴宗教的分类管理,首先要在法律上对邪教组织做出明确界定,并对各类宗教活动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将邪恶宗教与一般性非传统宗教或新兴宗教区分开来,让合法的宗教组织开展活动,与邪教组织作斗争;其次要实行严格的社团注册制度和社团活动审批制度,将各类非传统宗教或新兴宗教的公开集会、传教等活动严格限制在公安机关批准的范围之内,并实行严密监控,以确保公共秩序不受到损害。严禁无证举办所谓的“自我启发讲座”等活动,对滥用这类讲座的人进行严厉惩戒。一旦所谓的“宗教”活动出现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利益的情况,则不仅要对发起人及其骨干分子进行严惩,还要依法取缔该组织的“宗教”资格。

4、 强化对普通信徒的教育救助工作。广大邪教信众既是邪教组织的受害者,也是邪教组织的基石。强化对普通信徒的教育救助工作,不仅有利于将其从邪教组织的精神桎梏中解救出来,也是分化瓦解邪教组织的重要途径,因为,离开了信众的支撑,邪教组织就成了无源之水,会自然而然地干涸见底。强化对普通信徒的教育救助工作,首先要鼓励各地成立民间反邪教组织并为他们提供信息服务、人员培训和资金帮助,支持他们开展反邪教的抗议、咨询、帮教等活动;其次,要在吸纳欧美“程序解除方法”或“退出劝说方法”的精髓基础上,积极探索能够有效解除邪教精神控制的科学方法,并组建专业性的心理治疗机构,对受害信徒进行积极的心理治疗,帮助他们早日摆脱邪教组织的束缚;再次,要积极组织脱教信徒现身说法,用亲身经历揭露邪教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的真实面目,帮助那些涉教不深者悬崖勒马、迷途知返。与此同时,还应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开展精神心理健康调查,以及时掌握那些易受邪教影响的人群,通过“对症下药”帮助他们抵御邪教病毒的“侵袭”。

总之,反邪教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需要动用法律约束、经济制裁、文化教育、行政监管等各种治理手段。在加强反邪教立法、网络反邪教文化建设和对非传统宗教(或新兴宗教)分类管理,强化对普通信徒教育救助工作的同时,还要努力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积极化解和消除各类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压力,切实加强公民公德建设和网民网德教育,建立完善网络自律机制和网络伦理导向机制,综合运用经济和高科技手段严密监视和围堵邪教活动。唯有这样,才能彻底铲除邪教滋生和蔓延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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