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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对邪教的法律惩治及现实借鉴意义
2016-11-14 09:32:04  来源: 凯风网  作者: 明诚  

邪教的巨大破坏性给了历代统治者深刻的教训。汉代太平教发动的黄巾军起义、元末白莲教起事、清朝嘉庆年间川陕楚五省白莲教起义及天理教暴动等以邪教为组织形式发动的颠覆政权的活动,无不让统治者伤透了脑筋,以致历代统治者时时以黄巾、白莲之祸为鉴戒,从行政、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采取严厉措施,对邪教犯罪进行全方位的预防和惩治,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重演。本文拟从法律角度探讨我国古代对邪教犯罪的预防惩治方法及对现实反邪教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古代惩治邪教犯罪的主要罪刑规定

1、谋反大逆罪。我国古代邪教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入世”色彩,往往进行以危害现存社会秩序为对象的谋反、谋大逆、谋叛等性质严重的犯罪。因此,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谋反大逆”罪始终是惩治邪教进行政治性犯罪的重要法律规定。比如,明代《大明律》用最为严厉的“谋反大逆”律对邪教犯罪加以惩治,“凡谋反及大逆,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在清代,由于许多邪教成为“反清复明”的工具,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因此,清朝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把“兴立邪教”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比照“谋反大逆”罪进行惩罚。《大清律例》明文规定:“其有人本愚妄,书词狂悖,或希图诓骗财物,兴立邪教名目,……比照反、逆定罪之案”。这里,为满足个人私欲而创建邪教组织,及借助邪教从事反政府活动,这两类行为均被归为“谋反大逆”罪而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

2、造妖书妖言罪。“妖书妖言”是指借鬼神之口制造和散布对现存秩序不满以煽动民众的异端邪说、思想、言论及文字宣传。邪教组织宣扬的谶纬之学、“末世”、“劫变”等邪说异端思想、教义,极具有诱惑性和煽动性,能够将平时各自为阵的分散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引发叛乱活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此种邪教犯罪行为的惩罚,其中“造妖书妖言”罪是惩治此类邪教犯罪的重要法律条款。“造妖书妖言”罪始设于秦代,以后几经存废。唐宋时期,此罪名被进一步细化,分为制造妖书妖言、传用妖书妖言和私存妖书三种类型。如《唐律疏议》规定,“诸造袄书及祆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明清继承了唐宋的法律制度,《大明律》把“造妖书妖言”罪放入其中,规定:“凡造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大清律例》也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由此可见,“妖书妖言”罪惩禁的主要是邪教组织利用怪诞邪说、异端思想蛊惑民众的行为,是防范邪教组织“惑众”、制造社会混乱的重要法律依据。

3、禁止师巫邪术罪。“禁止师巫邪术”罪首创于明代。朱元璋鉴于元末白莲教起义颠覆政权的历史教训,专门在《大明律》中增加了“禁止师巫邪术”法律条款,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百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从以上律文来看,首次以法律条款的方式,明确把有组织的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当作邪教列为政府惩治的对象,重点打击这些邪教组织以祭祀为手段而追求不同于官方的神灵崇拜,夜聚晓散的活动方式,以及煽惑、聚集民众的师巫邪术行为。清承明制,在《大清律例》中专门列出“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百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明清中央政府专门制定法律条款,对邪教组织夜聚晓散、煽惑聚集民众等活动进行治罪,使得地方官员在执法过程中更容易辨别邪教犯罪行为,同时更方便定罪量刑,对邪教的惩治也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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