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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对邪教的法律惩治及现实借鉴意义
2016-11-14 09:32:04  来源: 凯风网  作者: 明诚  

二、我国古代惩治邪教犯罪立法的主要特点

1、法律规范日益明晰、具体。首先,对邪教组织的称谓和内涵日益固定、明晰。在清代以前,官方对邪教组织多冠以其它称谓,如宋朝称“吃菜事魔”,元代称“左道乱政之术”,明代称“妖术”、“左道乱政之术”,直到清代,“邪教”这一术语才正式刊载在官方文书中,成为内涵相对固定的政治概念。《大清律例》将白阳教、白莲教、八卦教等教派统称为邪教,明文规定“兴立邪教”和传习白阳、白莲等邪教的治罪条款,使邪教在法律上有了专门所指和固定内涵。其次,法律将邪教犯罪的形式和行为特征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比如,明代按照传习邪教行为的严重程度、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罪名和刑罚,使法律规范更为缜密和具体;清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传习邪教行为细分为习练荒诞不经咒语、无传习咒语传徒、收藏经卷、讽念佛经等四种类型,并分别治罪。这样,司法官员在处理邪教案件时,可以依据邪教组织和成员的具体犯罪事实,采取相应的定罪处罚措施,从而对邪教犯罪起到了很好的规控作用。

2、实施从严从重打击邪教犯罪的政策。由于认识到邪教组织对现存政权的严重威胁,历代统治者在对待邪教犯罪问题上均采取铁腕打击政策。如明代永乐年间,山东白莲教教首唐赛儿发动叛乱,遭到官军镇压后逃匿,“当是时索(唐)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为了一个唐赛儿,受诛连人数竟达几万人之多,明代惩治邪教严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惩治邪教的刑罚也非常严厉,对于教首、教内骨干分子和一些情节较为严重者,除判处死刑(包括凌迟刑、斩刑、绞刑)和流刑等法定五刑外,还单独附加挖墓鞭尸、挫骨扬灰、刺字、枷号等刑罚。此外,还有撤除邪教犯罪者某种身份或降低其政治社会地位的身份刑,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1)邪教犯罪被判处流刑者,发往黑龙江、新疆给“披甲人”(军人)或回民为奴。(2)旗人传习邪教,拆销旗籍,不再享受旗人特权。(3)受徒、流以上刑罚的邪教罪犯,其后代三代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3、实施自首从宽与分化政策。由于邪教组织人数众多,官府难以一一进行有效的管制和惩罚,加上邪教教徒大多数都是被诱骗入教的,对于邪教组织并不是真正了解,其立场也不坚定,如果一味严禁、不许自首,很可能会激发逆反心理,导致更加不利的后果。因此,历代统治者对邪教犯罪者多采取鼓励自首的政策,对一般胁从者也予以减罪或免罪,借此分化瓦解邪教组织。比如,《大明律》规定:“今后官、吏、军、民、僧、道人等,但有收藏妖书、勘合等项,榜文到日,限一月以里,尽行烧毁,与免本罪”,对于一般邪教信徒,给予了其限期烧毁“妖书勘合”、“与免本罪”的机会。应该说,允许邪教犯罪者自首,是明代防治邪教的有效措施之一。清代在处理邪教犯罪时,实行区分首、从的原则,对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骨干分子坚决严惩,凡触犯“禁止师巫邪术”者,“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大清律例·禁止师巫邪术条》),而对受邪教组织蒙骗的普通民众则不予追究或从轻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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